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前不久发表最新环境报告《OECD 2030年环境展望》。该报告对2030年的经济和环境趋势做了分析；对应对主要环境挑战的政策行动进行了模拟研究；指出若不采取新的政策，人类面临的风险将不可逆转地损害经济稳步的增长、生存幸福所必需的环境和自然基础。

  家庭消费将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到2030年，家庭消费如住宅能源消耗、个人交通、食品消费、水消耗和废弃物排放等将加重对环境的压力。从2003年到2030年，OECD国家的住宅能源消耗量平均每年将增长1.4％，客运周转量每年将增长1％左右。影响消费和生产的重要的条件是经济稳步的增长。而人口增长则是非OECD国家消费和生产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另外，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等趋势也将影响消费结构。一些有较好前景的技术将通过减少污染或鼓励资源的更加有效利用来减少环境压力。可采取的措施包括：①制定明确的环境目标而不规定具体的技术，以提供合适的框架条件，鼓励企业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减少污染；②通过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和利用各种手段之间的互补性，促进环境创新（如研究能力、知识产权）；③利用政策组合方案，如经济手段（如能源税）以及信息工具一起解决家庭消费对环境能够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影响；④通过一般性政策改革解决公平问题，而不需要改变环境政策的设计。

  从2005年到2030年，预计世界人口将从65亿增长到82亿。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2005年的7亿增长到2050年的19亿。在此期间，9800万人将从欠发达地区移居到发达地区。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将通过增加生产和消费进一步加大对环境的压力。老龄化和移民与环境有着独特的相关性。老龄人口有其特殊的消费模式，其中的某些消费（如旅行消费增长、休闲时间延长）会日益加重对环境的影响。而移民则通过增加接收地区的人口密度而加重对环境的压力。反之，环境状况也会影响人口的动态变化，其表现方式包括环境难民的涌现和与环境相关的疾病的爆发等。

  从2005年到2030年，预计全球经济的年增长率为2.8％，其中，OECD国家的年增长率为2.2％，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为4.6％，其他几个国家为4％。据调查，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影响大多数表现在区域和部门两个层面上。如果到2030年全球经济按预计的速度扩张的话，应对环境挑战的行动的失效对未来环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严重。当经济大国如金砖四国继续保持迅速增加时，自然资源部门就会寻求慢慢的变多的需求以满足其产出。农业、能源、渔业、森林和矿产部门一定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以减少经济迅速增加给环境能够造成的影响。

  全球化是经济和环境变化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全球化和环境在不同层面发生相互作用，其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各个层面的环境管理质量对于实现由全球化带来的潜在环境收益至关重要。但是，目前的环境政策和制度并未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方面要进一步加强。而且，环境政策与制度需要更好地融合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和投资政策。各国政府在创造框架，促进和支持环境创新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在全球市场的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球城市面积在1950~2000年间扩大了171％，而一些研究表明，到2030年，城市面积还可能再增加150％。目前，全球约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而且这一比例到2030年将增长到60％。从2005年至2030年，非OECD国家的城市总人口预计将增长89％（约18亿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尤其迅速，但这些国家往往又缺乏支撑环境和人类健康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如供水、污水处理系统、垃圾收集等。在今后几十年中，城市的不断扩张，尤其是OECD国家，通过加重土地利用的压力、加大自然生境的破碎化程度、长期的土壤退化以及交通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而对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因此，必需采用整体性方法（holistic approach）将城市设计与空间规划、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目标、交通运输政策以及别的环境政策（如废弃物、能源、水）整合在一起考虑。城市地区的差异性（如历史、地理、气候、行政和法律方面的差异）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政策。

  OECD的“展望基线”（Outlook Baseline）仅是一种分析工具，不能看作是对来来的一种预见，它展现的是在没有一点重要的新事件和新政策出现的情况下，未来可能的情景。通过研究“基线”中的不确定因素，分析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全球化的速度可能会发生以下变化：①由于2002~2007年间的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以前，因此将目前这种高速的增长率延伸至2020年以探索其中期影响；②长期而言，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将低于1.25％，而非1.75％；③生产力发展水平将低于2.25％；④国际贸易将继续强劲增长。这些变化表明，生产力和全球变化在中期的较快发展将增大对环境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可能会引起全球更高的能源需求。这些变化说明几个关键驱动的变化，将对世界经济的性质及其对环境的压力产生巨大影响。

  目前的政策和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将导致全球温度快速升高。预计到205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比2005年高37％，并且将对自然和人类系统产生一系列广泛的影响。因此，需要扭转排放趋势以保护气候，使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明显低于当前水平。排放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和非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政策，包括森林砍伐。到2050年，农业和废弃物也将成为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可采取的措施包括：①从现在开始减少全球CO

  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可接受的水平，并且极大地限制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如限制在2～3℃，而不是“基线℃；②为所有排放大国广泛参与“后2012框架”（post-2012 framework）下的减缓行动创造条件；③制定和加强特殊的气候政策和措施，以对碳进行全球性定价，从而促进气候友好型技术和清洁能源系统的开发与部署，并提供激发鼓励措施以改变消费行为和经营方式；④利用现有的部门政策（如能源、交通、废弃物、土地利用和农业）加强国家框架和战略，以更好地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进行协调；⑥提升各国政府的能力，使其更有效地与非政府组织和团体、地区和市级政府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问题。

  预计到2030年，城市空气质量将进一步下降，尤其是非OECD国家。在大多数地区，空气中颗粒物（PM10）的浓度已开始超过其目标水平。在OECD国家，人为空气污染的大多数来自仍然是公路交通运输和化石燃料的使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木材的燃烧也是空气污染的大多数来自。近几十年来， OECD大多数国家已减少了空气污染，并且使其与经济稳步的增长解耦（decoupling）。然而，来自其他几个国家的污染正在慢慢地破坏当地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使之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另外，治理航空和航海引发的空气污染要落后于公路交通。因此，在应对空气污染时，应更加关注海洋运输、处理地面空气污染物质的前体物，并且在本国空气质量政策中考虑空气污染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的传输等都是很重要的。

  预计到2030年，生物多样性将持续丧失，尤其是亚非地区。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包括土地利用的变化、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外来物种入侵、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污染。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保护区的数量已明显地增长，但是在所有保护区种类中，海洋保护区的代表性不足。在未来，由于农业和城市土地利用将加速扩张，因此，保护区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尽管很多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都位于发展中国家，但是OECD国家将通过全球和区域协定以及通过合作解决市场和信息缺乏的问题，从而为这些地区提供帮助，以支持这些地区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OECD的某些国家和非OECD许多国家已出现严重的缺水问题。预计到2030年，约有39亿多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7％）将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尤其是非OECD国家；将有超过50亿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7％）缺乏公共排水设施，比现在多11亿人；沿海水体中将有近5500万吨的氮来自于内陆，与2000年相比增长4％；具有较高侵蚀风险的土地面积将增加1/3以上，达到2700平方公里（约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1％）。有效的政策有助于解决主要的水资源挑战，因此，未来仍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进展：将水资源管理融入到部门（如农业）和土地利用的政策中；通过水价，确保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和使用者付费原则（UPP）的稳定应用；减少补贴，以减少水问题。

  非法装运和报废材料与产品的不正当管理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了相当大的风险。在未来几十年，对快速增加的城市废弃物的管理将成为非OECD国家的一个巨大挑战。尽管OECD国家的城市废弃物仍在增加，但增速减缓，而且基本已从经济稳步的增长中解耦。随着全球原料的需求量和废弃物的产生量与处理量的持续增长，废弃物的传统的单一的政策，可能不足以提高原料的利用率和弥补原料生产和利用中产生的废弃物对环境能够造成的影响。而新的综合性方法可平衡原料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这种方法更加重视原料的利用率、产品的设计和再利用、对废弃物的预防、报废原料和产品的循环利用、对残留物质的无害环境管理。

  如果没有更严格的政策来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那么空气和水污染对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将增加。预计2000~2030年间，由地面臭氧和PM10（颗粒物）造成的过早死亡人数将增加。环境健康带来的经济负担对于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同样重要。最新的研究表明，空气和水污染对健康的损害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在GDP中占有很大比重。为避免下游地区发生与环境有关的健康问题，就必须对上游的环境状况做改善，这是具有成本效益的一种做法。

  许多环境领域的政策失灵所付出的代价是很沉重的并且在某一种意义上慢慢的开始影响到经济。水污染、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的失灵和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所付出的代价最大。对政策失灵的总代价做评估有助于梳理重要的环境政策问题，但是不能确定哪些政策是需要第一先考虑的。非线性影响（包括生态阈值的存在和不可逆变化）可对政策失灵的总代价产生重要影响。

  在OECD国家，农业使用的土地和淡水约占了40%。全球范围内，农业用水约占了70%。预计至2030年农业产量还需大量增加，特别是在非OECD国家。这将导致增加10%以上的土地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并持续不断的增加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压力。迅速增加的生物燃料需求是导致农业种植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之一，并对环境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预计在OECD大多数国家，农业对环境的有害影响跟着时间的流逝将逐渐降低，然而，对于全世界，假如没有新的针对性政策，农业生产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预期将会加大。这些新的针对性政策选择包括：执行水价政策，鼓励人们更经济、更有效地利用水资源；将支持农业生产与环境有害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分离开来；确保在市场作用下发展生物燃料，并考虑其对食品价格和环境的影响。不采取行动的后果包括：在一些地区逐渐增加的缺水、污染及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将减弱未来几十年农业活动的可持续性和生产力；即使今天不再排放温室气体，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农业的某些影响在今后几十年中仍将发生；等等。

  过度捕捞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估计25%的世界鱼类资源遭到过度利用或枯竭，有52%的鱼类捕获都接近能承受的最大阈值。渔业和水产业的经济可持续性在环境压力下本身就有风险包括陆源污染和海洋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及全球变暖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到鱼类种群的数量和分布、海水的酸度以及一些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渔业与水产业的政策选择包括：通过限制可捕获量特别是最大可捕捞总量水平以及市场手段，如个人可转让配额、设定捕鱼季节和地区等来减少渔业捕获对环境的影响；规范捕鱼方法和渔具使用，取消对环境有害的补贴；减少现有捕捞力量与过剩的生产能力；提高渔船的环境绩效；确保将环境成本纳入消费价格的计算并科学合理地设置总容许渔获量；通过制定国家水产养殖计划、对水产养殖场地点及作业方式来进行改革，以最好能够降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通过加强政策和改进现行措施，加强渔业区域的修复以解决环境退化对渔业部门的影响，并促使渔业活动适应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继续谋求国际合作，对洄游鱼类和公海鱼类种群加强管理；落实政策和监督制度，防止非法、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不采取行动的后果包括：假如没有更好的渔业管理，过度捕捞和生态环境破坏很可能在今后几十年中导致收入的显著减少甚至崩溃，对依赖渔业为生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后果；污染可降低鱼类产品的价值，也将极度影响水生生态系统继续为渔业部门提供其必要的服务。

  交通部门是第二大（也是第二大增长最快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来源部门。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未来遵循OECD国家过去对私家车依赖的相同发展道路，那么用技术的进步来抵消车辆大量增加而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就是不可能的。海上运输对环境的影响也需要引起关注。各国政府应制定优先政策行动，以减少能源密集型交通工具。政策选择包括：运用碳及燃料税，改革车辆税费并规范车辆标准；采取额外措施如实行道路收费计划、投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空间规划政策等帮助改善运输部门的环境绩效。如果不采取政策行动，以交通运输为主要污染源的贫穷城市的空气质量，将对人们的健康与经济造成持久的影响；在未来20年，与交通相关的污染而引起的人体健康问题将大幅度提升，尤其是在迅速增加的发展中国家。

  尽管能源效率得到了逐步的提升，全世界一次性能源的使用在2005~2030年预计将增长54%。化石燃料预计将继续主宰能源结构。提高能源的生产和利用关乎ECO的稳定、全球气候变化及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健康。能促进转向更可持续的能源政策主要有：在政策组合中要强调基于市场的手段，建立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价格，并鼓励缓解温室气体排放，使与能源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成负增长；鼓励高效率的能源使用，推广供应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和低碳能源资源；商业化发展碳捕获和储存技术，允许在符合环保标准情况下使用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最终使世界摆脱对碳密集型矿物燃料的依赖而向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与核能转变。

  化学工业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行业之一。OECD国家已经减少了化学品生产中释放的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需要制定有关政策以确保使用和处置化学制品过程中所释放的有毒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这中间还包括危险化学品。在政策选择中，要采用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办法，考虑《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15条原则，及其化学品与化学品使用的过程的成本和效益，以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避免不利影响；对纳米材料的安全做评估，这将要求发展新的方法；在发展和实施国际公约时接着来进行合作；对于在非OECD国家中化学制品的快速增长情况，在国际合作中要引起重视；执行《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等。

  对环境及政策选择具备极其重大影响的还有四个部门：钢铁（水泥）、纸浆和造纸、旅游和采矿业。钢铁部门也是引起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和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的一个主要部门。其排放的CO

  可达到人为排放量的10%。到2030年间，预计钢铁的产量将明显地增加，特别是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尼、中国和南非。在全球范围内近60%钢铁生产使用的是基本氧化炉（BOF）技术，这要比标准的电弧炉（EAF）技术在生产单位钢铁时多释放4倍多的CO

  ，利用高污染的平炉技术生产钢铁已在全世界内减少，仅占总产量的5%。钢铁行业的政策选择包括：生产钢铁时每排放1吨CO

  排放量；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如税收来减少行业竞争所引起的一些影响；缩减钢铁行业补贴，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要求其减少CO

  纸浆和造纸行业在今后几十年预计会增长也很快，至2030年将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与新兴经济国家，在全世界内纸张的回收利用及再生纸的使用仍有非常大的空间。政策选择包括：确保一致的政府政策和工业行动，以进一步减少部门对空气和水的污染，并进一步提升纸和纸板的回收及再生纸的使用。设计一揽子政策，在纸张生产的整个生命周期（由伐木到回收）中减少对环境的压力，同时保证资源的使用效率等。

  旅游业对目的地国家和全世界的环境有着影响。根据一些评估，旅游业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人为排放量的5.3%，其中，交通运输造成的排放量占了90%。全世界内，至2030年旅游业将以每年超过4%的速度增长，这对环境的压力无疑将会增大。政策选择包括：实施适当的政策以支持可持续旅游业的发展（包括运输业）；规模化发展创新途径，以鼓励旅游业在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推动生态旅游的发展等等。

  快速扩大的采矿活动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挑战。各国政府要推行适当的政策，以加强能力与制度建设，有效地管理与此相关的环境风险。

  通过一些具体政策行动组合，某些关键性环境挑战能够获得处理。但没有一种万能的一揽子政策能解决报告中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即使是某个单一的环境问题，解决手段的组合也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考虑来自环境、自然和市场等各方面复杂的挑战。必须谨慎构建解决手段的组合以确保其达到特定的环境目标，同时，在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上，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灵活性，以便促进创新。解决手段的组合应提供明确的、短期和长期的政策信号以支持适当的投资决策。组合的政策工具在应用过程中应该是互补和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重叠或冲突的。环境政策评价工作应纳入政策设计、执行与改革的循环过程中。全球性的一揽子政策将产生如下影响：与基线情景相比，全球氮氧化物与硫氧化物的排放量在2030年将分别下降31%和37%，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与基线%。

  政府的支持可以促使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确保其符合环保要求。有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提供直接的服务（如供水与卫生、废弃物管理），而是规范市场体制机制以提供相关服务。虽然OECD大多数国家的环境部门有着内阁组成部门的地位，但他们缺乏实权，这限制了其对环境政策的执行。环境部门要与其他各部门、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等结合起来，为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而进行密切配合。分析表明，设计良好的环境政策对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或竞争力等不可能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任何分配或竞争力的影响，都能够最终靠设计环境政策或采取对应的措施来克服以便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同时能为环境行为提供一种激励。环境和政策影响评估可以识别任何潜在的问题，并帮助设计更好的环境政策。能采用的措施主要有：逐步执行政策，根据预先公布的时间进度表及事后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的咨询，完善环境政策，并为受一定的影响的个人与行业提供时间进度表以便其根据有必要进行发展上的调整；把环境政策纳入各部门的政策体系，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或直接与农业、交通、能源等部门合作，提高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环境部门的经济与综合分析技能以及其他部门的环境专业相关知识等。

  许多环境挑战都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应对全球环境挑战需要有全球性的处理方法与国际合作。首先应加强全球环境管理体制并参考成功的多边环境协议经验；利用新的发展合作机制，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讨论并制定具体的环境合作机制来补充财政预算；继续培育新兴的环境合作形式如政策对话及私营部门与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等。